本文刊載於《休士頓臺灣商會2017年年刊》
徐世鋼
「沒有音樂，生活將是一種錯誤」—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
「留聲機的誕生」—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1847-1931
首先，我們一起回到1960年代的台灣，街上滿布三輪車，倡導「家庭即工廠」「客廳即工廠」運動，鼓勵家庭代工，外銷不斷成長，也為臺灣帶來了經濟的興盛。亞洲經濟起飛台灣成為四小龍之首，中華少棒代表隊揚威世界，中華商場曾經是台灣最繁華的街道，有人搭乘一天的火車就為了看到中華路的霓虹燈。
這個時代，留聲機是非常奢侈品，音樂是靠傳唱、靠電影及廣播電台進入大街小巷，1970年代黑膠唱片廣泛的流行，曾經風彌台灣計程車及野雞巴士的RCA八軌循環匣式錄音帶以及後來更輕便的飛利浦卡式錄音帶Cassette，帶來了音樂的方便性而且可以私人收藏。這個時候，有唱片公司將伴唱音樂與歌聲分開錄製成卡帶而誕生了「伴唱帶」，從此，伴唱帶走進我們的生活也同時開啟了台灣獨具特色的卡拉OK文化。
音樂可分類成古典、爵士、藍調、流行、拉丁、民謠、搖滾、重金屬…。以及很多很多，多的讓大家都搞不懂。但是，自古以來，大多的是自然發生的，是反映那個年代的文化與生活，是不須要分類的。只要分好聽與不好聽，好聽的是樂音不好聽的是噪音。
尼采：「沒有音樂，生活將是一種錯誤」，但是一百五十多年前的他，大概沒有料到，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生活中，聲音已經太多了，多到像身處被污染的空氣中般，在這一堆「聲音」中，有手機鈴聲、街上熙來攘往的人群、有車輛喧囂的聲音、有辦公室吵雜聲、有鄰居的割草機聲、噴射機飛越過的聲音、全世界的音樂都能瞬間下載到手機或電腦中，這麼多的聲音屬於粗糙，喧囂的居多。這個時侯，音樂的選擇也就更重要。
1965年，由於美國全面介入越戰，駐台美軍驟增，西洋流行歌曲蔚為風行。國內知識份子傾向於聽唱西洋歌曲，排斥本土流行音樂，一直到 70 年代後期，批評國內的流行音樂為經 常被批評為靡靡之音（當時連「月亮代表我的心」都被排斥，可見有多深的偏見）。1967年，台視由慎芝製作的《群星會》節目開播，成為國內流行音樂濫觴，培育出無數華人音樂巨星及膾炙人口的歌曲，比如謝雷與張琪的「傻瓜與野丫頭」，青山與婉曲的「杏花溪之戀」，尤雅的「往事只能回味」等。此時， 台灣流行樂壇開始走向巨星風格主導的時期，比如唱紅「小城故事」、「甜蜜蜜」紅遍兩岸三地的鄧麗君，「三月裡的小雨」的劉文正， 及「愛神」的崔苔菁，以及最早產生草根粉思集團的鳳飛飛（當時的「鳳迷」在戒嚴時期可謂之奇觀）。在當年的時空下，很多主題都是禁忌，愛國歌曲盛行，劉家昌製作的歌曲「梅花」、「中華民國頌」、「從民國六十六年起」等歌曲，更是家喻戶曉，成為流行樂壇的主流。當時的名曲，比如「月琴」、「恰似你的溫柔」、「橄欖樹」、「如果」、「捉泥鰍」、「龍的傳人」、「光陰的故事」、「童年」……至今仍不斷翻新重唱，當時的蔡琴、鄭怡、 齊豫、羅大佑、李宗盛、陳淑樺等都在華語歌壇奠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尤其是台灣歌后江蕙不僅台語歌無人能及，而且讓台語歌走出悲情融入現代元素，2002年11月，江蕙與世界三大男高音之多明哥同台演出，合唱台灣名曲《雨夜花》。
特別是鄧麗君，在那個物資缺乏的年代，撫慰了十幾億人的心靈，尤其是在大陸當時有句順口溜「白天聽老鄧，晚上聽小鄧」，而後又是百花齊放的校園民歌年代，成就了無數膾炙人口民歌與歌手。
有了好的音樂，要如何才能聆賞呢？
聆聽好聲音有兩個條件：（1）設備，（2）環境
聆聽好聲音的設備
音響設備並非價格貴就一定好，最佳的方式是以中等價位選擇相對高質量器材，好的音響設備是可同時適用於古典音樂與流行音樂，聆聽好聲音的設備很簡單，只要一台低雜訊擴大器(Amplifier or Receiver)，與一對高質量的音箱，音箱的選擇要注意箱體材質的厚實，空間要足夠低音共鳴，喇叭單體的精緻，低音要厚實，中音要飽滿，高音要清澈透明，整體感覺不拖泥帶水，千萬不要迷思一些高價格的附加器材(如高級訊號線、超貴喇叭線、高價電源穩壓器)，尤其甚者一條喇叭線可開價千美元，花了這麼多錢只有一個成果—「虛榮心」。設備安置好之後要選擇好的音源，如CD唱片或BD唱片，盡量不要使用壓縮過的聲音如MP3等。唱盤與擴大器之間要用數位訊號連接線如光纖維(Fiber Optic) 或同軸電纜(Coaxial) ，喇叭線不要太細不能氧化，線材兩端要接觸良好達到低阻抗。
聆聽好聲音的環境
聆聽好聲音環境的重要性就占50%，太大或是太吵雜的空間都不適合，最好能有個獨立空間，先選定一些最佳聆賞位置，聲音的反射要控制在最低，基本的環境處理方式是較厚實的地毯與不規則的牆面，平整的牆面應加吸音板(Acoustic Panel) ，如果想省下購置吸音板的費用也可以用些克難方式，比如說把房間的每一面牆都弄得無限的亂或是都做成整面牆的書櫃牆。